开封政法干警考试申论热点:新媒体与舆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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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扭曲事实真相：草根阶层“仇富”“仇官”心理

　　2012年4月11日两名中国留学生在南加大校园附近的雷蒙德街遭遇枪击身亡。国内一些网友在当天迅速对该新闻回应，本应该对遇难同胞表示同情和惋惜，只因被贴上了“宝马”、“留学生”这些标签，受到了一些网友冷漠的嘲讽甚至挖苦。“命丧宝马内，无须证明了不是官贵家的就是富二代，死了死吧。”(腾讯牡丹江市网友无彧)另外，跟帖中支持该观点的3150条，而反对的为0条。“留美、宝马车、一男一女，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没有这样的‘好事’啊!”(腾讯网友呆子)“人生，还是低调点好，中国有句古话，叫乐极生悲，现在的有钱、有权人太狂妄了，死了也没人同情，希望活着的人，要以此为戒，不要再狂了。”(腾讯网友寒江钓叟)[1]一个留学生在论坛上痛心地说：“我是爱国的，可我作为一个留学生回国后，国人还会当我是同胞吗?”贫富差距拉大使得一些人心理上失去了平衡，使得社会上的“仇富”“仇官”心态日益显现。再加上一切向钱看的强烈的物欲让许多人只注重眼前利益，人与人之间缺少起码的相互关爱、彼此温暖，精神无所归依，甚至没有羞耻感，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麻木与丑恶现象大行其道。

　　互联网除了具有及时、互动、全球化等特点外，还具有匿名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网民在自由发表观点时的后顾之忧，一些草根阶层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大胆地发表意见甚至发泄情绪。“草根”的说法产生于19世纪美国寻金热流行期间，后引入社会学领域，被赋予“基层民众”的内涵。现在草根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相对应的弱势阶层。这里的草根偏向层含义。这种特有现象反映了国内大量草根阶层对政治或经济领域内主流群体的“对抗立场”。一旦带上非理性情绪，话语权就有可能被其使用过当，变成了无价值的叫嚣甚至蛮横无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学派所关注的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等)在青少年中间被推崇，柯恩认为这种现象源于“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2]。这和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现状很相似，草根阶层普遍存在“仇官”、“仇富”心理。

　　二、公众的愤怒与无奈：传媒引导着公众认知

　　据报道，3月23日16时30分左右，一名男子突然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抡起手中的水果刀，疯狂砍向医务人员和实习医生，造成一名实习医生伤势严重不幸死亡，另三名医务人员重伤。死者为哈尔滨医科大学2009级硕士研究生，事发前刚刚收到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当晚，腾讯网刊登新闻后附带“读完这篇新闻后的心情”调查，6161人参与投票，其中选择“高兴”的竟高达4018人，占总数的六成以上。[3]面对这样的悲剧，网民真的“幸灾乐祸”吗?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和媒体的报道倾向及舆论引导有很大关系。

　　当媒体把一个不靠谱的“调查”当成解读医患矛盾的资料大肆报道时这就是一种误读，实际上这放大了医患矛盾。事件发生当日，《黑龙江晨报》先发出消息，“哈医大一院发生恶性伤人事件1死3重伤”，该则报道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新闻事实。但从26日开始接下来媒体的报道倾向性开始偏向“医患矛盾”，如26日《人民日报》评论、《新京报》评论和央视《新闻“1+1”》专题的标题分别为《医患关系再也“伤不起”》《逼医生开药“为何酿就血案”》《杀医生：我们可能也是“凶手”!》。经过一个星期的事件过程的调查和披露，gwyzk.com媒体报道围绕的还是“医患矛盾”的主题，如30日《人民日报》的《媒体报道医患关系等应多传递温暖希望》、《新京报》等媒体的《哈尔滨杀医疑犯谈案发经过　称医生不了解其辛苦》《哈尔滨杀医患者2年求医6次　警方称属激情杀人》。这些报道营造出的医患矛盾的氛围自始至终存在，话题主要集中在当下热门的医患矛盾上。媒体间接性地引导了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由于媒体提供给受众的报道不够平衡客观，导致读者认知片面化，甚至导致扭曲的价值观。

　　三、负面影响的扩大：主流声音缺失

　　对于像哈医大血案和留学生枪击惨案此类新闻事件的发生主要分三个阶段：一是事件发生后媒体发出新闻消息;二是网友的事后反应及讨论热潮，并伴随着媒体的跟踪报道;三是事件当事人进行澄清，公布事实真相。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个阶段。主流媒体尽量将不理性的舆论转到积极健康的方向上来。主流媒体此时扮演的角色是社会和谐的稳压器，而不是推波助澜。往往主流声音缺失，会使事件的负面效果继续扩大。前面的两个案例，主流媒体都没有及时发出主流的声音来引导网络受众。像留学生被枪杀事件中，履行这一角色的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他们在看到国内网民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对自己的同胞进行讽刺甚至谩骂的时候，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采访、录制视频等手段发出主流声音，对两个勤奋努力的中国留学生的真实情况进行还原。通过主流声音的传播，国内网民开始转向对遇难者同胞的同情和支援上。主流声音的介入有效地实现了网民由“不理性抵抗”范式向“民主协商”范式的转化。

　　新媒体环境下发出主流声音的主体不仅是专业媒体，公民群体也应该发挥作用。公民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二者都可以借助新媒体平台，用积极健康的声音引导不理性的网民认清事实真相。利用自媒体平台，个人发出的主流声音也有呈几何级数放大的可能，麦克卢汉说过，“可重复性使我们能够把人和资源调动起来，统一在一个统一的视觉秩序之下”。只要正面的声音经粉丝重复性转发，就可以对不理性的网络受众起到引导作用。特别像意见，网络粉丝量大，对整个网络舆论环境甚至现实舆论环境向积极健康方向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比如，2011年的微博打拐事件，于建嵘、邓飞、姚晨等公众人物都发挥了正面的宣传效应，于建嵘教授开通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新浪微博，推动了“打拐”成为全民参与的自觉行动，后被拐卖儿童重新回到了亲人的怀抱。网民面对媒体发布的海量信息和各种言论，要分清楚哪些是有价值的声音，哪些是哗众取宠的炒作。对善意的言行要给予肯定和支持，对那些挑战道德底线、偏离正确价值观的言行要做到理性分析和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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